常德市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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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国际开发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信贷协定


（江西省公路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借款人）与国际开发协会（协会）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六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Ａ）借款人对本协定附件２所述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表示满意，借款人请求协会对本项目给予资助；
　　（Ｂ）在借款人的帮助下，本项目将由江西省（以下简称江西）执行。作为该帮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将使江西得到本信贷协定所提供的信贷资金。
　　鉴于，特别是以上文为基础，协会同意按照本协定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以及协会和江西在同一天签订的项目协定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本信贷。
　　为此，本协定的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的《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通则》（通则），删去其第３．０２节的最后一句，是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１．０２节　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通则中的若干词汇已有其相应的解释，而下列新增词汇，则具有如下解释：
　　（ａ）“江西”系指江西省，借款人的某一行政机构或其后继部门；
　　（ｂ）“项目协定”系指本协定签订的同一天协会与江西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随时修改。
　　（ｃ）“ＪＰＴＤ”系指江西省交通厅或其任何继承者。
　　（ｄ）“ＮＭＧ”系指江西省南昌市政府。
　　（ｅ）“专用帐户”系指本协定第２．０２节（ｂ）段提及的帐户。

　　第二条　信贷
　　２．０１节　协会同意按照本开发信贷协定所规定或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４４７０万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４４，７００，０００）的信贷。
　　２．０２节　（ａ）本信贷金额可根据本协定附件１的规定从信贷帐户中提取，用于支付已经发生的（或协会同意，亦可用于支付将发生的）、本项目所需的、应由本信贷款支付的货物和服务的合理费用。
　　（ｂ）为了实现本项目的目标，借款人应按照协会所满意的条件和条款，在一个协会可以接受的银行开设并保持一个美元专用帐户。该专用帐户中款项的存入和支付均应符合本协定附件４的规定。
　　２．０３节　提款截止日应为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或由协会另行规定更晚的日期。协会应将该更晚的日期及时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ａ）借款人应按协会每年６月３０日确定的、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五（百分之一的二分之一）的年率，对尚未提取的信贷本金，按时向协会交付承诺费。
　　（ｂ）承诺费应：１）从开发信贷协定签字后六十天（发生日）起计算，一直到款项由借款人从信贷帐户提取，或款项被注销日为止；２）按发生日前的那个６月３０日确定的年率计算或根据上述（１）段的规定随时确定的年率计算。除１９８８年６月３０日确定的年率自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起使用外，每年６月３０日确定的年率应自本协定第２．０６节规定的该年的下一个付款日起使用。
　　（ｃ）承诺费应：１）在协会合理要求的地方支付；２）在交付上不受借款人或借款人领土内的任何限制的影响；３）按照通则第４．０２节的规定以本协定选定的货币，或按照该节条款随时指定或选定的其他一种或几种合格的货币支付。
　　２．０５节　对已提取而尚未偿还的信贷本金，借款人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三）的年率，按时向协会支付手续费。
　　２．０６节　承诺费和手续费每半年交付一次，付款日为每年的６月１日和１２月１日。
　　２．０７节　（ａ）根据下列（ｂ）段和（ｃ）段，借款人自１９９９年６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日止，每半年分期付款偿还一次信贷本金，付款期为每年６月１日和１２月１日。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前的每期付款，包括该期付款在内，应付本金的百分之一点二五（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一），此后每期应付本金的百分之二点五（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
　　（ｂ）当：１）协会所确定的借款人以１９８５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五年超过７９０美元时；２）银行认为借款人的贷款资信足以使用银行贷款时，协会在经其执董事会审查、批准，并在其执董会对借款人的经济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考察后，可将上述（１）段分期偿还条款进行修改，要求借款人每次按尚未到期的分期偿还金额的两倍偿还，直至本信贷本金全部偿还为止。如应借款人请求，协会也可更改这一修改办法，只要协会断定，这样的更改不会影响因上述还款办法的修改而获得的优惠成分，即可要求借款人对已提取而未偿还的信贷本金部分，按与协会商定的年率交付利息，而不要求其部分或全部增加每期分期偿还金额。
　　（ｃ）根据上述（ｂ）段，在对条款进行修改后的任何时候，如果协会确定借款人的经济情况严重恶化，如借款人要求，协会可将该偿还条款再作修改，使之与上述（ａ）段中所列的分期偿还时间表一致。
　　２．０８　现确定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为通则第４．０２节要求的货币。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承诺其对实现本协定附件２所阐述的本项目的各个目标所作的承诺。为此，除了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地履行本信贷协定中所承担的任何其他义务外，借款人应促使江西履行项目协定中所规定的全部义务，并应采取或促使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一切行动，包括提供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使江西能履行这些义务，不应进行或允许其进行任何有碍或干涉履行这些义务的活动；
　　（ｂ）借款人将根据协会所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向江西提供信贷资金。
　　３．０２节　除协会另行同意外，本项目所需的并由本信贷资金支付的货物、工程以及聘请咨询专家的费用，均应按照本协定附件３的规定办理。
　　３．０３节　协会和借款人因此同意，《通则》第９．０３节、９．０４节、９．０５节、９．０６节、９．０７节和９．０８节中所规定的责任（关于保险、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计划和进度表、记录和报告、维修和土地征购等），应由江西根据《项目协定》第２．０３节来承担。

　　第四条　财务约文
　　４．０１节　（ａ）对于根据支付报表从信贷帐户中提取的资金所作的全部支出，借款人应：
　　１）按照健全的会计惯例，保持或促使保持反映这种支出的记录和帐目；
　　２）保持所有证明以上开支的记录（合同、订单、发票、帐单、收据及其他文件），直到协会收到关于信贷帐户中最后一笔信贷资金提完的那一财政年度的审计报告至少一年以后；及
　　３）使协会的代表能够检查这些记录。
　　（ｂ）借款人应：
　　（ｉ）由协会可以接受的独立的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适当的审计原则，对本节（ａ）２）段提及的每一财政年度的各种帐目和记录包括专用帐户进行审计；
　　（ｉｉ）尽快，但最迟不晚于每一财政年度终了后的六个月，向协会提交一份经上述审计师按照协会合理要求的范围及详细程度所作的这类审计报告的副本，包括上述审计师的一份关于在此财年期间递交的支付报表，以及这些报表准备过程中的程序和内部要求是否能作为有关的提款依据的单独意见；
　　（ｉｉｉ）向协会提交其随时合理要求的涉及上述记录、帐目及审计的其他资料。

　　第五条　协会的补充规定
　　５．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６．０２节（ｈ）段的规定，确定如下补充事项：
　　（ａ）江西未能履行项目协定中规定的各项义务。
　　（ｂ）由于在开发信贷协定签订之后发生的事件出现的特殊情况，致使江西不大可能根据项目协定履行其义务。
　　５．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７．０１节（ｄ）段的规定，确定如下补充事项：即如发生本协定第５．０１节规定的情况，并在协会向借款人就该情况发出通知后仍持续达６０天之久。

　　第六条　生效日；终止
　　６．０１节　在通则１２．０１节（ｂ）的含义范围内，特确定以下情况作为开发信贷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即
　　借款人的国务院已批准开发信贷协定。
　　６．０２节　在通则１２．０２节（ｂ）段的含义范围内，特确定如下将写入送交协会的意见或意见书内的附加事项，即项目执行协议已正式得到各有关方面的批准或核准，从而使其条款对各有关方面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
　　６．０３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９０天为通则第１２．０４节所规定的日期。

　　第七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７．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３节的要求，借款人的财政部长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
　　７．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１节的要求，兹确定如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三里河　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２０
　　财政部
　　电报挂号：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电传号：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协会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１８１８Ｈ街
　　国际开发协会
　　电报挂号：ＩＮＤＥＶＡ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电传号：４４００９８（ＩＴＴ）；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或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上述规定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以各自的名义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开发协会代理
　　　授权代表　　　　　　　　　　　　亚洲地区副行长
　　　　韩　叙　　　　　　　　　　　沙黑德·杰伍德·伯基
　　　（签字）　　　　　　　　　　　　　（签字）
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

李长健 * 张锋**


（本文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男，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张 锋，男，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摘 要：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形成二元架构到三元架构的理论基础，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引入竞争机制，运用交易成本、监管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经济参数，分析了政府主导型监管、市场基础型监管和社会中间层主体监管的效益。并在整合现有社会监管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构建社会性监管模式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动态社会契约论 社会性监管模式 模式整合 利益机制

Sociality supervising mod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od security supervising mode

Ab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has formed a theoretics foundation of duality-frame into ternary-frame, and introduce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to food security supervising, a commonable production ( or say a grant commonable production) . We exert some economic parameter as trade cost, supervising cose, executive cost, lawsuit cost, information cost and systematical equilibrium cost, anlyzed the benefits from government-dominanting supervision, market-base supervision and society mesosphere-principal supervision, and indicated a route selection of building up a sociality supervising mode on the base of conforming social supervisal resource in existence.

Key word: Food security supervision;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Social supervising mode; Mode conformity; Interest mechanism


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传统理论认为，政府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的主导力量，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分割化，政府职能体现出需求膨胀和管制约束的双重特征，单一的政府监管不能单独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出现分散化的权力架构和多元化的主体结构，市场主体和社会中间层主体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形成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共同监管的局面。我们应该整合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资源、力量，建构多元、动态、平衡的社会性监管模式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
一、 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二元社会结构到三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些社会中间层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组织。另一方面，社会中间层——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的双重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中间层组织、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中间层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1]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中间层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市场监管为基础、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的社会性监管模式。
二、监管模式的变迁——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中各主体监管的效益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形成“大政府”和“小社会”的社会结构，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公民社会的力量非常薄弱且缺乏公民结社的传统。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在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中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所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顺序是政府监管主体、市场监管主体和社会中间层主体，但是食品安全监管处于监管主体分散化的和监管资源的浪费化，虽然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中间层主体都参与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它们都是社会性监管模式中的主体，但并没有实现监管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监管主体的多元协调互动。
（一）政府监管：社会性监管模式中主导型监管效益分析
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食品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食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整体利益可持续化呢？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对食品安全监管，在立法、执法、法律救济、法律监督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食品安全监管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职能的实现、社会的稳定，若由市场主体或社会中间层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的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在这一领域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并且一旦失控，可能造成社会巨大的损失。
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第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人，也是有限理性的，也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运行相关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它可能会为了政府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甚至直接损害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政府的行政官僚组织庞大，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导致政府权力异化，出现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使公众对供给的公共产品缺少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可能致使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行为的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解决纠纷的成本，使我国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的诉讼成本增加；第三，政府若既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供给者，又同时履行监管者的角色，在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的压力下，在监管成本的约束下，政府缺乏食品监管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导致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失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2]第四，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性、专业性有限，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成本。
（二）社会中间层监管：社会性监管模式中主体型监管效益分析
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组织机构。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独立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社会中间层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3]
社会中间层主体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在供给（准）公共产品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适应性、可接受性、专业性、独立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第一，降低执行成本，社会中间层组织具有独立性、民间性、专业性，它作出的行为相对专业、权威、可接受性，使受监管主体乐意接受具体的管理、处理行为，减少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同时监管的可接受性，降低了食品安全纠纷出现的概率，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第二，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独立性、增强了受监管主体之间的信任、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市场主体信息收集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使他们在制定一些监管标准、检测的手段时更加科学具体，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减少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额外成本；第三，降低监管制度均衡成本，制度的每次均衡都是在很多次制度博弈的结果，社会中间层组织构建了政治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使有效的信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顺利传递，减少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与频率，降低了制度均衡的成本；[4]第四，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有效监管，减少政府监管的成本，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当然，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存在也需要运行成本，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化和寻租。目前对转基因产品的推广，很多中间层主体受利益驱动都提倡推广，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得到科学的认定，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损失难以计算，所以政府也要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必要的监管，增加政府对中间层主体监管的成本。但社会中间层主体在日常具体的监管中，在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领域有较大的监管成本优势，并且政府相对容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有效监管，监管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
（三）市场监管：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基础监管效益分析
市场活动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主体，但是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其他市场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消费者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权利：（1）追求安全的权利；（2）知情权；（3）选择权；（4）公平交易权；（5）依法求偿权；（6）监督批评权。这些法定权利为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提供合法、合理的依据。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社会中间层的监管；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成本。
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证明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三、监管模式的发展——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整合的路径选择
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它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以市场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持续性化的一种监管模式，它具有动态性、多元性和平衡性的特点。

（一）建规范促监管：加强政府主体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保障
我们要实现食品安全的长期有效监管，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第一，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我国的食品监管部门主要有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实施“一个监管环节有一个监管部门”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导致监管的效率低下、可操作性不强和协调性差。我们可以实施“在宏观上各行政主体统分结合，在中观上以分为主，在微观上以统为主”的监管体制。在宏观上建立食品药品监管委员会指导、协调、调度各具体部门的工作，在中观上加强省级和地区级食品监管机关的分段管理，在微观上强化县级监管机关的集中执法。[6]第二，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三，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如关于食品的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冲突，存在技术标准的不统一。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如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检验、检测、检疫，就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食品安全监管者的监管行为“无法可依”，导致不必要的纠纷增加，诉讼成本增加，政府司法资源浪费。所以在整合现有的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资源体系的同时，加快制定《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力求食品安全的技术要求标准化和统一化，与从源头上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第四，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食品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增加食品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
（二）建结构促体系：健全社会中间层食品安全监管的组织结构
食品社会中间层组织包括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它是一个体系完整、结构和谐的组织架构体，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相对独立、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第一，提高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中间层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同时也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成立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它的专业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社会中间层组织。社会中间层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主体，要实现监管主体的功能，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性监管。第三，建立社会性监管网络，社会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社会中间层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监督起诉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第四，建立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督机制。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第三种力量常常出现“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现象，可能被一些食品利益集团“捕获”或者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丧失它应有的公正性、公益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建立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监管约束机制。首先，强化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自律机制。社会中间层组织往往是食品企业自己组成的，用它们自己的章程和制度实现自我约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其次，加强社会中间层的互律机制。同行互律是由社会中间层组织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方式，行业组织有权要求每个会员组织必须遵守，并对违规者进行处罚，严重开除其会员资格。并通过行业的认证制度来评定社会中间层组织的专业资格和能力，提高社会中间层的监管能力和水平；最后，实施外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政府的监督、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社会专门组织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负责人给予相应的监督约束，使他们在外部压力下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出现。
（三）建机制促保障：建立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的长效利益机制
食品安全的消费者监管，关键要建立相应的利益机制，既要有促使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也要有实现消费者监管的利益保障机制。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第三部门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最终落实到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5]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更有的效的监管。减轻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标准，使消费者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政府要加大宣传，正确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减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概率。第三，建立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机制。无论法律上规定的消费者权利，还是建立相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目的都是最终实现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建立食品行业相应的社会保险、企业赔偿和国家救助等制度，使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实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持续性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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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长健,江晓华,王悦.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及对策——基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双重角度的思考[J].法治论丛,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