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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政府


韶关市人民政府令第12号


《韶关市病媒生物防制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9月9日韶关市人民政府第十一届2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徐建华



二○○五年九月九日









韶关市病媒生物防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消除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等疾病媒介生物的危害，防止疾病传播，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广东省除“四害”管理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病媒生物防制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范和杀灭病媒生物的义务，对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病媒生物防制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爱卫会成员单位按照其责任分工，履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职责。市和县(市、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具体负责本城区内病媒生物防制的日常管理工作。

市和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辖区内病媒生物密度监测、防治技术指导工作，及时将辖区的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情况和相关疫情通报同级爱卫办。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病媒生物防制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公共环境病媒生物防制所需经费由当地财政安排列支。单位和居民住户的病媒生物防制费用由各自负担。城管、农业、建设、电信、供电、人防和新闻等部门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病媒生物防制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按照病媒生物孳生、消长规律，结合爱国卫生活动，组织开展统一的环境卫生整治、消除病媒生物及其孳生场所等活动。病媒生物防制统一活动，城区每年应当至少开展4次；农村至少开展2次。

第七条　各级爱卫会负责制定城区病媒生物防制规划和年度计划，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宣传活动，加强日常检查、监督；农业部门负责农村灭鼠工作的监督、检查和管理。

第八条　市和县(市、区)爱卫会聘任病媒生物防制监督员，监督员应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担任。监督员的职责如下：

（一）检查指导本地区单位、居民住户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二）协助有关部门对所辖范围内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三）对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

街道和镇爱卫会设立病媒生物防制检查员，由县（市、区）爱卫会聘任，并报市爱卫会备案。检查员职责如下：

（一）在病媒生物防制监督员指导下，检查、督促本辖区单位、住户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二）协助监督员处理违反本管理办法的事件。

第九条　具体负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单位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新区规划、建设和旧城区改造，必须同时规划防制病媒生物密封下水道，逐步将明沟渠改造为暗沟渠，沙井口设“四防”装置，由规划建设部门负责；

（二）城市主次干道、桥梁、地下通道、公共广场和绿化带等城市公共区域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

（三）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场所由产权人负责；产权人、管理人、使用人之间约定管理责任的，由约定的责任人负责；

（四）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尚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但责任区范围内的单位和住户应当按规定支付相应的费用；

（五）居住区外的街巷，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负责；

（六）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内及周边区域，由相关单位及个体经营户负责；

（七）风景名胜区、公园等场所，由管理单位负责；

（八）在建工地由承建单位负责，建设部门负责督促落实；拆迁工地由拆迁单位负责，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督促落实；待建地块由产权单位负责；

（九）化粪池、储粪池，由产权单位负责；

（十）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卫生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镇人民政府负责。

责任不明确的区域和城乡结合部，由所在地爱卫办划定责任区，确定责任人负责。

第十条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分级管理、部门协作、单位负责、全民参与的方针。以专业队伍与群众防治相结合，坚持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改造环境、控制病媒生物孳生地为主，药械控制为辅的防制措施。

易招致或孳生病媒生物的行业和场所，应当有完善的防范、杀灭措施，严格控制病媒生物孳生、繁殖和扩散。

第十一条　各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住户应有防鼠、灭鼠措施，采取堵洞、器械捕捉、毒杀等办法消灭老鼠。

第十二条　各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住户应当妥善处理垃圾，严禁随地倾倒、堆放。采取诱捕、拍打和毒杀等办法消灭成蝇。

加工、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场所不得有蝇。

第十三条　各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住户应整治各自责任范围内的蚊虫孳生地，运用生物、物理、化学等办法消灭幼虫和成蚊，水体和积水中不得孳生幼蚊和蛹。

第十四条　各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住户应保持室内外环境整洁，消除蟑螂栖息场所，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杀灭蟑螂。

宾馆、旅店、饮食行业及食品生产、销售行业应设置合格的防鼠、防蝇和防蚊设施。

第十五条　屠宰场、养殖场、饲养场应当严格审批制度，采取环境综合治理措施，及时清理禽畜粪便、有机废料，经常冲洗场所，定期药物喷洒，不污染周围环境，不孳生病媒生物。

第十六条　单位内部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由各单位自行负责，也可委托病媒生物防制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服务。

易招致和孳生病媒生物的行业如宾馆、酒楼、食品加工企业、食堂、集贸市场、医院、学校、屠宰场、建筑工地等单位应重点落实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其主管行政部门在每年换发卫生许可证时应督促其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交给专业服务单位承担。

第十七条　设立城市(镇)病媒生物防制专业有偿服务机构，应由市爱卫办审核资格，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后方可营业，专业服务机构对外实施收费时，应执行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城市病媒生物防制专业服务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独立的库房；

（二）有健全的服务制度、安全管理制度；

（三）有1名卫生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师级以上职称，且从事专业工作2年以上的技术人员；

（四）有3名以上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第十八条　病媒生物防制专业服务单位提供服务时，应当使用国家规定的药械。每年将提供服务的对象、工作方案和消杀情况报市爱卫办备案。

第十九条　严禁生产、配制、销售和使用国家禁用和伪劣的灭鼠和卫生杀虫药物。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可由县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委托街道、镇爱卫办依照《广东省除四害管理规定》，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和罚款处理：

（一）单位、住户的沟渠、沙井、容器积水孳生蚊虫的，责令限期清理，并可按水体面积计算罚款，单位每平方米(不足一平方米按一平方米计)罚款100元至500元；住户罚款10元；

（二）单位、住户堆积垃圾或粪池、粪缸不密封而孳生蝇蛆的，责令限期清理，并可对单位处以罚款300元至500元，住户罚款50元；

（三）单位室内病媒生物密度超过省规定标准的，责令限期除害。并按房间数计算每间可罚款100元至500元。

以上各项，逾期不改正者，可加倍处罚。

第二十一条　为病媒生物防制提供有偿服务的单位或个人，应确保病媒生物防制质量。防制效果未达到省规定要求的，按照《广东省除“四害”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应责令其限期改进或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所罚款项由提供有偿服务的单位或个人负责。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由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三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应当依法查处而没有查处的，市和县（市、区）爱卫会应当督促该机关依法查处；对拒不依法查处的单位，有权给予批评，并可提请本级政府或者该单位的上级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侮辱、殴打行政执法人员，或者阻碍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的罚款纳入市财政专户，按“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以前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管理办法有抵触的，以本管理办法为准。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诉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　上海× × ×经营服务总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常德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　严振芳，总经理。

被告　上海× × 商业房产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3弄5号。
法定代表人　归林祥，副经理。

被告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在上海市张杨路655号707室。
法定代表人　顾家栋，总经理。

第三人　上海× × 商楼，住所在上海市华山路301号。
法定代表人　顾德明，经理。

上海市饮食服务公司× × 区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后变更为本案原告)下属正章洗染工场租赁部位为华山路307号全幢公房。1987年12月26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由服务公司与上海市× × 区贸易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后变更权利义务承受者为本案被告× × 公司)在华山路303弄联合建造“× × 综合服务楼”。1988年3月2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批准将“× × 综合服务楼”定名为“白玉兰饭店”。随即，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联合组建了“白玉兰饭店筹建处”。1988年7月7日，× × 区房产管理局与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签订了《拆房、建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筹建处的拆房范围为华山路299号、303弄2号、307号，在华山路303弄处建造白玉兰饭店(该处建成后重新编号地址为华山路301号)，将原华山路303弄移至华山路307号处。1988年8月6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了“关于动迁上海市× × 区服务公司正章洗染工场补偿费的协议”，规定贸易公司给付服务公司补偿费80万元。1988年8月11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根据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的申请，就白玉兰饭店项目，向市政府财贸办公室申请年度贷款。1988年9月30日，上海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局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颁发了建筑工程执照(1989年6月20日申请延期获批准)。1989年6月，建设银行向白玉兰饭店筹建处两次放贷计125万元(一次60万元，一次65万元)。嗣后，× × 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后变更为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为外服公司)洽谈，引进外服公司参与白玉兰饭店投资。因外服公司坚持要求× × 区用一家企业名义与之合资，故区政府决定由贸易公司出面与外服公司签订“白玉兰饭店”合同书。1989年8月 24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签订联合投资经营白玉兰饭店的合同，该合同规定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贸易公司投资240万元，占40％，外服公司投资360万元，占60％；联营期间的盈利，由双方对半分成，即各得50％，亏损亦由双方各半承担；贸易公司负责工程筹建，外服公司负责做好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联营期限为15年。同日，双方还签署了白玉兰饭店章程，该章程规定：董事会由6人组成，双方各派3人，董事长由贸易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外服公司委派；设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各一人，总经理由外服公司委派，副总经理由贸易公司委派。因服务公司对区政府的行政决定有异议，故×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于1990年4月召集服务公司、贸易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白玉兰饭店合同中属于贸易公司一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享有和承担；在贸易公司应向白玉兰饭店投资的240万元中，已投入的贷款125万元，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共同偿还，并支付利息，各承担50％；其余115万元，除去动迁补偿费60万元之外，尚缺 55万元，由服务公司投资20％，即11万元，贸易公司投资的80％，即44万元；贸易公司拥有白玉兰饭店50％的房产权，利润由服务公司、贸易公司各得一半，亏损亦由双方各半负担；贸易公司从白玉兰饭店分得的利润应先用于归还贷款，还清贷款本金和利息后的利润由双方各半分配。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服务公司委派的毛申媚为董事会人员之一。1990年12月25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联营企业(即前述白玉兰饭店)登记注册，并定名为上海× × 商楼。经中信实业银行上海分行验资，注册资金640万元，外服公司实际投资384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4万元，房屋设备360万元)，贸易公司实际投资256万元(其中货币资金16万元，房屋设备240万元)。上海× × 商楼营业后，自1992年起获得利润，直至1997年度，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按× × 商楼章程规定的比例领取了各自的收益，贸易公司亦按与服务公司的协议，与服务公司共享了× × 商楼的收益。1998年9月，上海× × 商楼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 公司，分别要求其返还钱款、返还房屋参建款。原告担心其在× × 商楼的权益受损，于1998年9月1日起先后向外服公司、× × 公司发函，要求尽早解决其在× × 商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并请求×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出面协调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3月25日，× × 商楼董事会以“受× × 公司债务影响”、“× × 商楼各项实施陈旧需要改造”为由，决定1998年度利润暂不分配。为此，原告于1999年6月2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在× × 商楼的股权。
　　原、被告主体变更情况如下：①1992年12月30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决定，撤销行政性的服务公司，建立本案原告× × ×公司(由原服务公司下属百乐服务公司变更而来)，原服务公司下属企业归属× × ×公司，并将上海× × 商楼列为原告× × ×公司的对外联营体。②1992年6月2日，经× × 区人民政府批准，在贸易公司从事商业网点和住宅开发业务基础上建立被告× × 公司，1993年3月5日，× × 区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贸易公司、× × 公司共同致函外服公司，告知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义务一并划转给× × 公司。③1996年12月20日，经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改制为被告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上述三企业变更后，均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 × ×经营服务总公司请求法院确认被告× × 公司持有的上海× × 商楼中40％股权的一半属原告所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 × 公司辩称：原告诉称属实，因本公司自始至终维护原告在上海× × 商楼的权益，亦对原告之诉请无异议，故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外服公司辩称：上海× × 商楼系本公司与被告× × 公司共同投资的联营企业，无论上海× × 商楼的公司章程，还是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均无原告之名。至于原告诉称的事实，只反映了原告与被告× × 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对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不能据此取得上海× × 商楼股东的地位。现行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以工商登记为准，且原告在1998年前从未主张过其在上海× × 商楼的法律地位，现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之诉。
　　第三人上海× × 商楼诉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若被告× × 公司欲将其在本公司股权的一半转让给原告，则原告应承担被告× × 公司对本公司债务的一半。
原告× × ×公司与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争议的事实是：原告是否属×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
　　1．原告主张其是× × 商楼的投资人(股东)之一，并履行了出资义务，为此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1)1990年4月× × 区政府财贸办公室鉴证的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明文规定贸易公司在× × 商楼的权利和义务，由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各半享有和承担，×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有“外服公司实缴出资额456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 × ×公司实缴出资额152万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 × 公司在× × 商楼的股权中一半属其所有。
　　(2)1989年6月7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0万元，“主管单位”为服务公司；1989年12月12日建设银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核定指标”为65万元，“主管单位”虽为× × 区财办，实际使用是原告的贷款额度，被告× × 公司亦予承认，原告与被告× × 公司经核对会计帐目后，于2000年1月6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投资收益》的情况说明：(一)原告投资总额为 152万元，由华山路303号地块动迁补偿费30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万元、1988年11月23日付给白玉兰饭店19万元及由原告用× × 商楼1992年至1995年利润还前述贷款105万元组成；(二)原告共计收到被告× × 公司付给的× × 商楼利润512639．03元。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其已向× × 商楼履行了出资义务，并取得投资收益。
　　(3)1990年10月20日贸易公司与外服公司联合发出《“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该董事会中的毛申媚系服务公司委派人员，且该文还抄送了服务公司(即现原告)。1999年8月30日×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亦称外服公司对服务公司参与投资建造× × 商楼的事实及全过程，事先是知情的。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外服公司和第三人上海× × 商楼对原告作为× × 商楼的股东之一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明知的。
　　2．被告× × 公司同意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对原告出具的上述证据均予认可。
　　3．被告外服公司否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并对原告的证据作如下质证和抗辩：
　　(1)1990年4月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仅规定了贸易公司与服务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对被告外服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上海×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系被告× × 公司派遣人员所作，且该报告“出资情况”一栏记载的数额均是错误。为此，被告外服公司出具了× × 商楼的验资报告及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8年度工商验资报告，这些报告对出资情况均记载为“外服公司384万元”、“× × (贸易)公司256万元”，无原告出资的记载。
　　(2)建设银行2份《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中，“贷款单位”均记载为白玉兰饭店，即第三人× × 商楼，且还贷用的是× × 商楼的利润，故原告不能用此证据证明该两笔贷款系其投资。
　　(3)原告下属工作人员毛申媚系贸易公司推荐进入× × 商楼董事会的，应视作是贸易公司的派遣人员。《“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抄送服务公司，是考虑到服务公司曾与贸易公司联合投资建造白玉兰饭店，并作了前期工作的因素，且依据贸易公司的请求而为。
　　4．第三人对原告实施了向上海× × 商楼投资的事实予以否认，但未出具否定的证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法院认为，综合原告出具的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核定贷款指标通知》、原告与被告× × 公司共同出具的《关于对× × 商楼投资及收益的情况说明》、《“白玉兰饭店”首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决定》中有原告工作人员和该文抄送服务公司以及× × 区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对× × 商楼具有隐名投资，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原告所有，且被告外服公司也是明知的。被告外服公司对董事会组成人员中有原告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组成决定书抄送原告的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原告依据《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上“主管单位”一栏记载为服务公司、× × 商楼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以及用获取的× × 商楼利润还贷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合计投资为155万元，这一点被告外服公司的抗辩是充足的，即贷款主管单位不是贷款单位，1997年度工商年检报告与其他年度工商年检报告及验资报告均不相符，而原告关于其用105万元还款之说，与服务公司、贸易公司1990年4月的《协议书》约定相悖。被告外服公司提供的年检报告和验资报告前后一致，即外服公司投资为384万元，被告× × 公司投资256万元。综上所述，应当确认原告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投资额为128万元。
原告作为上海× × 商楼的原投资者之一，在其以投资人名义实施筹建工作过程中，依据政府行政的决定，变更为隐含于被告× × 公司名下的实际投资人，该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前，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 × 公司、被告外服公司对原告隐名投资均是明知的，三方在此基础上，分别自愿签订了两份目标一致的合资协议，且各方均依约履行了投资义务和享受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隐性投资未经工商登记而否定原告的投资人资格，否则就违背了事实；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隐名投资为无效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被告外服公司明知原告对× × 商楼投资而予以接受，明知其向× × 商楼派遣董事、享受利润而不予阻止，应视为默认，现被告外服公司以服务公司与贸易公司的协议对其无约束力为由抗辩原告的投资人地位，本院不予采信。1998年9月第二人即×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发生诉讼前，被告外服公司、第三人× × 商楼对原告的实际投资人地位并无争议，不存在侵犯原告在第三人权益的行为或状态，而第三人× × 商楼与被告× × 公司的诉讼进入执行阶段后，出现了原告在第三人处权益受损的可能性，因此被告外服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原告主张权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 × 公司名下的股权一半属其所有之说，应予支持。但具体数额，应以本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是隐名股东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隐名股东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因隐名股东引起的纠纷频繁发生。所谓公司中的隐名投资是指一方（隐名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法律现象。
在公司法律实践中，对于公司中的隐名投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1）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如果显名投资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虚构的，对于以显名投资人名义认购公司资本的情况，由于显名投资人不存在，因此在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上，可以直接认定隐名投资人是股东。但是，如果显名投资人实际存在，此时如何处理上述关系，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两种看法：实质说和形式说，前者主张将实际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投资人以谁的名义认购公司资本；后者主张将名义上的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实际投资人是谁。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太过绝对，股东资格的确定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从稳定公司法律关系和保护善意股东的需要出发，如果隐名投资人未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以显名投资人为股东；如果隐名投资人已经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则应认定为隐名投资人为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隐名的目的是规避法律，以隐名投资人为股东将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此情况下，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能够弥补，应继续承认其股东资格有效；如果作为其原因的瑕疵无法弥补，则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应为无效。（2）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在隐名投资中，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是相互冲突与矛盾的。构建这一法律关系时如何平衡这一矛盾体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不过在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的情形下，我国公司法修改之时，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价值取向。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